龙年舞龙好兆头

中华民族传统的生肖纪年——龙年，乘化雨春风，潜入炎黄儿女心灵的门扉，谁都无法抗拒。这个年头出生的孩子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也不管将来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，他们或她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属相标识——龙！

龙年又逢千禧，据说是三千年才有的一个契合。这在以龙的传人自诩的华夏子孙，是何等重大的盛事呵！于是到处是龙的形象。以浓墨写龙，以彩笔绘龙，以美好的文字赞颂龙。而我觉得最能表示民众情感的，则是扎灯具舞龙。于是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，江南塞北，到处龙鳞熠烁，灯彩辉煌，鼓乐盈盈，撼天动地。在东海之滨玉环岛，我们同样看到它的腾跃跳荡，在山野、在街坊、在广场、在所有有人群的地方。

大约是儿时即受着耳濡目染的氛围薰染的缘故吧，我对家乡的龙灯滚舞心驰神往，结下了难解的情缘。据老辈说，我们所在的村庙每年组班舞龙，我的祖辈都有一个股份，并且还可以算是当地少有名气的“龙头”。稍长后，我们也曾和小伙伴们一起跟着扛龙档、学舞龙。1984年，一个全国性宏伟的艺术科学规划——编辑出版中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十大集成的工作开始实施，我因为参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的编纂，开始着手普查玉环岛各种形式的龙灯滚舞。从它的起源传承到道具的制作，器乐伴奏，到表演的基本动作和每一个套路每一个阵式的场记组合，不但要形成图文，还要有立体的音、像记录。这是一项很专业很细致的工作。1988年，是一个龙年。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同志在一次审稿会上找到我，要我带一个龙灯队参加那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出。同年元宵，我又带领“坎门花龙”参加浙江省首届华星杯元宵舞龙大奖赛。1991年由我主笔编写的“坎门花龙”全部内容随着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——浙江卷》的正式出版，从此有了文字和图解的记载。但我却扪心自问：你已经真正解读你那自幼受着熏育的“龙”了么？

千禧龙年伊始，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举办“贺龙年元宵龙(鱼)灯大汇串”，我再次倾心领略龙的神采和风姿。“龙”的情结，再次萌生在我的心中。

如何追溯玉环龙灯滚舞的渊源，这是我一直想与大家商榷探讨的话题。我在一篇散文《话说舞龙》中，曾从民俗心理上作过述说，具体接触到它的起始年代，却又显模糊而难下定论了。

最早的文字记载，可以从方志上查到。清光绪六年(公元1880)《玉环厅志——风俗》有这样的记述：“里社各制龙灯，鸣锣击鼓，旋绕为盛。”可见早在120多年前，玉环岛上的龙灯滚舞，已很普遍，并且在舞法上，也已成模式。

再往上追溯，就只能从民间传说和口碑上去梳理头绪了。

持500年说的，是我们在普查民族民间舞蹈时，传授人张顺发、鲍木顺、骆德贵的观点。依据是玉环岛上某地有流寇筑寨据守，妨碍民生。当地民众将原来元宵灯会用作悬挂观赏的龙灯举握游走。在龙档内暗装兵器潜入寨城，然后杀灭了贼寇。变悬挂龙灯为举握龙灯，就从那时开始。

第二种说法有两种依据。一是从第一种说法上衍生的。据说是在明嘉靖年间，戚继光在这一带沿海抗倭，以龙灯聚会庆元宵的方式引诱海上倭寇上岛而一举歼灭之。为庆祝胜利，人们举龙灯跳蹈滚舞。后逐年加工而成套路。元宵“接龙”和龙灯队头旗上悬“令”字灯笼(作为标识和符号)的习俗就是那时的遗留。而另一说法则称随着明代造船业和海洋钓捕的兴起，闽南渔民北上捕渔，并在岛上岙口定居，龙灯的造型和滚舞的形式，是随渔民的迁徒而从福建传入。明代嘉靖年间崇武诗人黄克晦(公元1522－1566年)有诗称：“击楫日通彰化米，敲针冬钓坎门鱼。”可见当时玉环沿海盛产带鱼，且很具名气。作为风俗事象的舞龙因民众迁居而传入，有较高的可信度。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在调查小古顺龙灯时，也提到了起源于明嘉靖年间。